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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拼乐高一样建体育场？——可“重复利用”的974体育场******

世界杯比赛正在进行

看比赛之余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

有这样一个

全部由集装箱组合而成的球场

图源：网络 974体育场全貌

它就是“974体育场”

是卡塔尔为举办世界杯

所建造的第 7 座球场

那么，974体育场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什么要用集装箱搭建呢？

　　974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叫“974”呢？这是因为球场七成由集装箱构成，集装箱数量是974个，且这一数字和卡塔尔的国际区号（+974）相同，可容纳4万球迷。

图源：新华社

　　这座体育馆不仅名字特别，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可回收”的临时场馆，是一座贯彻了全模块化建造的大型体育场馆。

　　为什么要用集装箱搭建？

　　2020年1月，卡塔尔承诺让2022年的赛事成为首届“碳中和”世界杯。当年 9 月，组委会制定了应对挑战的详细路线图。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卡塔尔和赛事区域推进低碳解决方案，并抵消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中和世界杯分为四个步骤：提高意识、测量排放、减少排放和抵消排放。”

　　974体育场便是环保节能、可持续的最佳代表。

图源：网络 974体育场外部结构

　　球场设计遵循着“可逆性”以及“可持续性”的总原则，结构主要依靠螺丝和干式连接，并使用回收钢材。建筑团队说，所有的建筑模块都是“即插即用”的，每一个模块都经过了严格的标准化处理，以便赛前组装和日后拆卸时可以迅速按模块进行编码和识别；同时，运输、储存和装配等工作也更加容易。一旦世界杯结束，974球场可以被完全拆开，将场馆移至其他地方，或改造使其适应其他活动。

　　可“重复利用”的体育场是怎么搭建的？

　　974体育场紧邻多哈港，原本是服务于港口的临海工业基地。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项目总占地45万平方米。施工过程始于 2017 年，土地的发掘在 2019 年 7 月完成。

图源：网络 974体育场俯瞰

　　什么是模块化施工呢？974体育场所用到的集装箱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运输其他建筑材料到施工现场所使用的集装箱，这些集装箱会承担具体的使用功能，如用作休息室或卫生间等，也会根据需求进行改装。

　　这让大量的施工工作可以在工厂环境而非工地环境中流水线完成，全部完成后再将集装箱直接插入现场结构框架中，减少所需时间、能耗和成本。974体育场仅用3年就建成开放，同时模块化施工节省了约40%的施工用水。

　　模块化施工的另一优势是拆改更为便捷快速，产生的建筑垃圾明显减少。由于采用了全模块化设计，建造所使用的预制集装箱、钢结构、座椅 甚至草皮都可以回收利用。

　　974体育场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次环保尝试：用单一球场的建设成本和后续每一次重复搭建的边际成本，取代了每一处都要新建一座不可移动且赛后未必会继续使用的体育场的成本。

　　球场内部采用自然通风，974体育馆是卡塔尔八座世界杯场馆中唯一没有制冷设施的场馆，临海的位置提供了自然的新鲜微风，利用搭建时预留的空间来保证场地内外空气的循环，减轻了冷却系统的负载。集装箱的颜色也不是随机的：食物的销售场所采用蓝色；浴室采用黄色；安全和急救区采用绿色；VIP 休息室采用黑色。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京报网、光明网、知乎

　　整理：董小娴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